衡水桃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征缴启动

[15]孙亮全、刘怀丕：《山西将搬迁1000多个悬空村》，《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5月17日。

对报考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的少数民族考生,在录取时应当根据情况采取加分或者降分的办法，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并对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考生给予特殊照顾。[32]罗爽、苏金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受教育权利意识现状、问题与对策，载《中国教师》，2009年3月。

立法技术的提高显然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积累和转变过程。国家组织和鼓励各民族教师和复合任职条件的各民族毕业生到民族自治地方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并给予他们相应的优惠待遇。综上，在地方性立法层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的保护问题主要集中在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制定和自治区教育单行条例的完善上面。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从全国性的程序保障立法而言，《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文也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第一，国家的法制机关应当端正对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态度，从切实的角度在立法、司法两方面提高自己的相关法律意识。具体到少数民族的义务教育无偿化而言，又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分别切入。在不具备垦殖条件又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滥垦，超过天然草地承载能力的放牧、樵柴、掏挖等行为使地表土壤彻底破坏。

于1998年颁布了《联邦土地保护法》，并相继于同年制定了《联邦土地保护实施条例》，作为实施政治行动目标的制度。坚持土地物权优先原则，充分重视债权赔偿的替代后果。[23] 三、应制定防控土地损毁的《土地保护法》 必须从制度安排上重视包括耕地与土壤在内的土地保护。该法以土地安全、源头防控、合理利用以及可持续发展等为基本原则，以防止土地的破坏和污染为义务，并设置不履行义务的法律责任。

同时，对于已经损毁的土地，必须优先恢复到可利用状态。工程建设中的制梁场、拌和站、钢筋加工厂等对土地的压占与土地的破坏。

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中，未能发现涉及源头防控土地损毁的制度规定： 1.《水土保持法》主要保水利 该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水土保持活动应当遵守本法。为长久设施、基础填高、其他用地表面平整、建设的沿线取土和线外集中取土等对土地的破坏。[27]土地保护优先，意味着其他生产、建设等活动均应为了土地的可持续性。矿产资源越丰富的地区，土地受到的破坏程度越严重，比如山西有大面积的耕地因采矿而塌陷、裂缝与滑坡等，粗略统计，平均每采1亿吨煤塌陷7平方公里左右，至2012年底，山西全省累计采空面积约达1200 km2，土地塌陷裂缝面积约为450 km2。

非法采矿猖獗，一直呈蔓延趋势。【中文摘要】以矿业开发为例的实证分析可知，改变物理结构的土地破坏与起化合作用的土地污染所致的土地损毁速度，已上升为跨越18亿亩耕地红线的主因。各缔约方应促进公众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地的意识，制定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的国家战略安排。毫无疑问，必须提高复垦率，问题是因此而遗忘了土地保护的战略重点前移。

2011年颁布的《土地复垦条例》，主要是指对自然灾害与生产建设行为损毁的土地，釆取相关的整治措施，使其达到可供利用的状态。其中，土地污染的法律责任所影响的客体，不是环境要素而是土地资源要素，损害土地资源要素的被损害人更具体、更明确，这也是《土地保护法》与《环境保护法》的根本区别。

世界许多国家重视土地资源的保护，制定了土地保护的法律，为我国土地保护立法提供了经验。随着经济发展，土地资源升值而凸显稀缺，需要合理利用土地的制度安排。

四、世界许多国家制定了土地保护法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组织，把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15条原则中的风险预防措施应用于土地资源保护，于2006年11月13日拟制了《土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议定书》。依靠国家权力保障实施的合理利用土地的行为规范，能够引导、鼓励和约束人们形成一种良性的行为模式，较之于道德、习惯等更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土地利用秩序和环境。即使遇到严重的甚至不可逆转的损害时，不得以私人经济效率损失或者以缺乏科学依据为理由，而延缓甚至不采取措施防控土地资源的继续恶化。但是单一的土壤污染防治制度设置，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土壤污染现状，也根本不可能改变土地损毁现实。国家、社会及市场关于土地的相关方法和手段，包括土地调查、土地利用规划与计划、土地生态规划、土地修复、土地流转规制、土壤的综合整治以及土壤环境标准等，都必须围绕保护土地和防控土地损毁的目标进行。[1]因遥感监测不能辨别土地污染的变化，那么在卫片执法检查中所发现破坏耕地的面积超过合法新增土地的面积，还不包括污染土地的面积。

开采沉陷本身只是一个坑，坑的影响乃至破坏土壤的面积远远超出地面塌陷所形成的坑。在经济迅速发展中，地方政府经营土地成为滥用主体。

[5]赵鹏、孙乾：《29省份少征土地出让金3664亿违规征地38万公顷》，《京华时报》，2015年6月29日。似乎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也得到了国家政策的认可(参见蔡守秋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论纲》、王建平的《土壤污染致突性控制的逻辑理路》等相关文章)。

特别是《矿产资源法》，在法律修改中应专门设立矿业用地制度，从矿业用地的方式选择、矿与地结合的权利设置、矿业用地合同约定、矿业相邻关系的界定与保护、矿业用地市场的用途管制等方面进行规范与限制，努力地将保护和可持续用地行为导入特定渠道，才能从源头控制矿山土地的破坏与污染。同时，我国为了粮食安全而必须严守18亿亩耕地，这一约束性指标已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协议明确规定，必须保障土地的长期利用与保障土地资源的经济用途，协议国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对土地的有害侵蚀和对土地结构的有害改变，要求矿产勘探与开采时不能损毁土地。即使将土地资源视为环境要素，《刑法》也只规定了污染环境罪，而缺乏破坏环境罪。[30]目前，从学术界到部门实践均倾向通过试点改革以扩大矿业的临时用地模式，倾向扩大化和制度化：在部分已有试点的基础上，在更大范围探索推广采矿临时用地制度，并在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制定中给予保障。破坏土地，是追求最大收益的附带产出行为，导致土地物理结构变化而损害土地的使用功能属性。

见郑娟尔、付英、冯春涛：《地权细分及可实施性与采矿用地制度改革》，《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14年第2期。土地安全是食品安全的前提，粮食安全首先是土地安全。

需要末端的具体防治，但更需要源头的全面防控。土地滥用，违反土地正常功能和政府规划的任意利用而损害土地价值。

[8]王浦：《矿业活动占用破坏土地面积较大》，《中国国土资源报》2014年9月13日。进入专题： 《土地保护法》 。

李帅、白中科、张继栋：《山西省露天采矿用地方式改革研究》，《中国土地科学》2013年第5期。强调土地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性。其研究结果显示，在2006年至2010年间，全国重点矿山开发破坏土地面积超过48.46万hm2，其中采空塌陷面积达36.34万hm2。因此，必须意识到土地安全危机，制定一部全面规范土地利用的《土地保护法》。

未来《土壤污染防治法》的重心在于治，而且土壤污染仅属土地损毁结果之一。如果合理的因事前控制而只破坏土地1亿亩，则在完成0?6亿亩土地复垦后只有0.4亿亩被永久废弃。

一位知情人士估计被毁林地应该不下5000亩。农田被毁后，不是复垦而是赔偿。

[27]学术界认为从立法上赋予矿业权以优先权……可以获得相比土地使用权更优先的权利，可以对抗土地使用权，即无论原土地使用权人同意与否，都可以开展工作。其实，专门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既达不到土地保护的目的也达不到土壤保护的目的。